民国时期的娼妓业达到了一种畸形的空前繁荣，这也与帝国主义的全方位入侵脱不开关系。

娼妓业就像一条绳，直接把饭店、旅馆、商店等其他服务性行业都给串起来了，几乎成了市场轴心骨一般的存在，带动着商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因此当时还有”无娼不市“的说法。

娼妓业的繁荣，自然也伴随着性病的泛滥，性病无论给底层社会的嫖客还是娼妓都造成很大困扰，而且娼妓除了要遭受普通嫖客、军警、外国士兵的虐待，还要承受妓院老板的剥削压榨。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民间意识觉醒，社会上有识人士要求废娼的呼声空前高涨，上升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层面，如此舆论压力也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起娼妓的治理问题。

彼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刚成立，需要在某些方面起码做出些成绩，好体现自己的执政能力，也树立起一个能让国内百姓信服、让国际青睐的崭新形象。

于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便决定先拿泛滥成灾的娼妓现象开刀，作为政绩首秀。

南京国民政府率先颁布了严格的禁娼令，要求查封全南京的妓院，并要求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停止向娼妓征税，鼓励她们从良，去做其他正经行当。

当然，让人从良也不能光凭口头鼓励，毕竟人活着还是要谋生要吃饭，很多妇女之所以失足就是因为贫困，国民政府也考虑到了这点，在下令废除的同时也提出了救济，要求各地兴办一些能收容女工的工厂，解决她们的失业贫困问题。

政府还积极开办一些娼妓收容机构，对娼妓进行救济和管理，免费给她们治性病，授以教育、为其择良配等等。

但实际上，由于场所和经费有限，收容机构的执行力还是受到限制的，收容的妓女数量并不多，短时间内也很难教会她们什么能出去自主谋生的工作技能。

南京国民政府禁娼的决心其实还是很明显的，但其具体举措只能用一句能力跟野心不成正比来形容。

南京中央政府的确向各地都颁布了禁娼令不假，但并没有采取严格的全国统一行动，而是颁布完就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的态度交给各地自行处理去了，实际效力与空头支票无异。

有的干脆把娼妓给驱逐出城，娼妓们又搬去了别的城市，根本就是踢皮球，谈不上废止可言。

而且不久后国际上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南京市工商团体又开始呼吁开放公娼，缓解下经济危机，南京妇女协会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市长更是个歪屁股的，大言不惭地把责任全部推到娼妓身上，认为是她们生性放荡懒惰才会成为妓女，并宣称自古以来娼妓本就是常态现象。

这种言论一出，市长自然遭到社会各方的痛骂，虽然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但开放公娼显而易见地已成必然。

于是在国民政府掷下豪言壮语没几年，一些城市又纷纷开放了公娼，重新走回了只禁私娼暗娼，扶持公娼的老路。

而且历史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时间也不多了，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内战，政府财政紧张，根本顾不上收容管理娼妓，百姓更是水深火热，这种情形下，娼妓业又开始猖獗。

从这一前车之鉴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娼妓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还是不上心，以及政府本身也不够强大，顾这顾不了那。

而且也没有意识到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比起禁止娼妓从事这一行业，更关键的在于后续的收容改造问题，而改造也绝不是简单为她们挑个对象嫁了那么简单，是要让对方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真正融入到社会中，并在社会上立足。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工程量也很浩大，显然并不是国民党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来的，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须要是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全新领导阶级和政权。

毛泽东：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娼妓现象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与新社会倡导的理念制度也极度冲突。

由于娼妓业过去的空前猖獗，以致新中国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虽然解放战争打赢了，一些妓院随之倒闭，妓女们也相继离开妓院转业，但相比之下，继续苟存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暗娼才是多数，很多妓院依旧堂而皇之地公开营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一派妓院林立、性病泛滥的现象，这是历史惯性使然，不可能随着一个全新政权的建立就一夜之间全面消失的。

别说其他城市了，就连北京的娼妓业都称得上一句“繁荣娼盛”。

关于对娼妓的治理，古往今来一般主要分为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娼妓现象就绝无可能消失，在此基础上，政府能做的也只有尽力保护妓女人身权益和减少社会危害，加以适当管理。

另一种则是主张彻底废娼。

后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娼妓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长期荼毒迫害的历史产物，代表着落后的社会制度。

大多数妓女都是因生活所迫或被骗被拐而堕落，人格被剥削，肉体被践踏，娼妓业兴盛，会让性病蔓延，危害国民健康，势必也会滋生赌毒其他负面行当，影响社会治安。

因此，彻底废除罪恶的娼妓制度，是维护新生政权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区别新旧社会的有力标志。

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就直接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出指示：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斩钉截铁的话语，可见领导人解决这一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伴随着东方太阳的冉冉升起，光芒普照大地，旧社会和反动政府留下的脏泥污水将会被彻底清扫殆尽。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毅然决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废娼运动。

新中国禁娼的出发点在于，这种现象风气侮辱妇女人格、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不能为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容，与国民党想把百姓哄服帖、同时也顺应国际禁娼潮流，给自己树形象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

共产党比之国民党更能代表人民阶级利益，因此在开展禁娼运动前，就先对娼妓群体作出了深刻的认知。

治理娼妓，并不是惩治她们、驱逐她们，这是一个被剥削群体，应当受到的是同情而不是白眼斥责。

娼妓自古以来都被视作最社会下贱的群体，是人人路过都要唾上一口的下九流，但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就给这一群体作出最科学的定性：游民。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也延续了这一观点，将娼妓的阶级成分认定为游民。

但考虑到娼妓群体在旧社会中的悲惨遭遇，实际对待她们却比游民还更温和，是把她们当作贫苦劳动者来对待的。

将娼妓视作饱受凌虐剥削群体，予以同情的同时，共产党也并没有忽略其另劣根性，尽管入行的理由各有各的苦楚，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靠出卖身体过活，也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她们的寄生性，这也是游民身上很常见的劣习惰性。

基于双重考虑，共产党也确定了改造娼妓的政策路线，即一边将她们视作平等的阶级姐妹，予以极大同情，一边又要采取强制手段帮助克服她们身上好逸恶劳的游民惰性，将她们改造成在新社会中能够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

确定好方针后，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便开展了。

从娼妓到学员的身份转变

第一步工作就是取缔妓院、收容妓女。

这场运动中，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分别是天津模式和北京模式。

前者走的是循序渐进的路线，采取行政手段逐步限制娼妓业的发展，后者则雷厉风行，一举关闭了全城所有妓院，达到彻底禁绝的快准狠效果。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出动2400名干警，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带走近五百名妓院老鸨，将一千两百多名无处可去的妓女送去教养院，接受思想改造。

全国其他地方，如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地也在这一时期内相继采取了行动。

数不清的妓女们脱离苦海，很多人对党和政府开展的此次禁娼运动无比感激，将这视作自己迎来新生的好时机。

但也有很多人表现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恐慌，她们很多人都是当了大半辈子的娼妓，妓院虽是无边苦海，但起码有她们这些旧社会腐朽制度的衍生物的一处容身之所，实在不知被强制脱离妓院后还能怎么谋生，因而对禁娼运动产生抗拒。

但党和政府并不是只取缔妓院就直接把人扔大街不管不问了，被解放的妓女们被统一送进收容所接受改造。

她们的去向基本集中在两类地方，妇女生产教养所和劳动改造农场，这两处成为改造娼妓的主要场所。

进入这些地方后，首先改变的就是对她们的称呼，这里不再有任何“妓女”，取而代之的是“学员”。

进入收容所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会为她们解释政策，以缓解她们的忧惧不安情绪，还会想办法把她们的家人接来一起生活，有亲人陪伴，情绪多少可以稳定些。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性病检查，为她们治病。

一切妥当后，便开始正式的思想教育，鼓励她们倾诉过去的苦难，尽情表达对旧社会腐朽制度的控诉，加强群体一致性，提升自我认同感。

除此之外，劳动教育、技能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关系着她们离开收容所后在社会上的谋生问题，要杜绝重拾老行当的可能性。

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绝大多数妓女接受完改造，都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积极的姿态走上工作岗位，觅得良人结婚成家，拥有正常幸福的家庭生活。

一位昔日的北京妓女，在妓院被封闭后，经过收容改造，后来被分配到京剧研究院，一路努力学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她主动报名，进入部队工作。

她在日记中将现在生活形容为“人过的生活”。

她写道：

“从前我们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死了才算真正熬到头了，多活一天都是遭罪，一年前的今天，我还是被人人踩在脚下的下等人，但今天的我，却能够加入保家卫国的行列中了，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她们真正从被人人唾弃的烟花女子，变成勤劳朴实的工人形象，成为新社会的有用之才。

1964年，我国宣布彻底消灭性病，嫖娼现象被彻底禁绝，新中国以如此雷厉风行的行动力，只用了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很多发达国家都长时间为之头疼不已束手无策的难题，并取得斐然成果，堪称世界一大奇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